程乐松丨隐没与显扬：经学与哲学视角下的“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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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中国思想、信仰乃至制度、政治的“经”的丰富内涵的隐没与中国哲学研究中频繁出现的“经典”的显扬，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意识支配下的“经典性”的嬗变。在经学与哲学两个视角下呈现出的“经典性”构成了传统中国思想图景中不可或缺且互相支撑的两种面相。

作者：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7期

在当代学术写作中，不同的学科，乃至不同的学者都会频繁地使用“经典”来指涉具有基础性价值、方法论意义，乃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文献和著作。这样的现状很有可能让关于“经典”与“经典性”的讨论呈现出难以驾驭的复杂性。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传统的语境中理解以“经”为中心的语汇群，可以以此展现这一独特的语汇群是如何创造一个贯通各个文明和思想层次的意义网络的。“经”以独特的方式联结了天道、历史、典章、教化、修养与政治制度，成为纵贯文明结构的枢纽。经学则以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创造了前经学时代的理想秩序与圣王想象，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历史纪事为基本形式的天道与人性展现方式，影响了宇宙人伦、政治权力，乃至个体修养的教化，更推动了诸子时代思想家面向理想秩序与天道人性的思想创造。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经学的关系，揭示在哲学性规范与思想家为中心的“历史观”统摄下的“经典”制造与“经典性”重塑。传统中国思想、信仰乃至制度、政治的“经”的丰富内涵的隐没与中国哲学研究中频繁出现的“经典”的显扬，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意识支配下的“经典性”的嬗变。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学与哲学两个视角下呈现出的“经典性”构成了传统中国思想图景中不可或缺且互相支撑的两种面相。

渊薮的隐没：

经与经学的历史意识蠹测

三坟五典是纵贯圣王时代的历史性书写，记载古代圣王的事功与史迹。八索九丘则是自然地理知识的记载。经与典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与典的基本内容都是历史纪事，而经是从历史性书写的典中抽取出来并延展为文化与学术枢纽的那部分文献。

经可以贯通和融摄所有不同层次的智识与理解，而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之连缀在一起，形成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乃至价值系统的基础。经的内容确立了前经学时期的圣王政典的超越性特征，圣王史迹本身就是天道与理想秩序，而圣王时代的历史经验和盛世想象又为后世不断争议和讨论的合理秩序提供了范型。

经以文本性和超文本性的方式为秩序与价值奠基，成为意义的渊薮。道从来就是体现在事中的，不能离事言理，圣王的时代，即事显理，道不空立于政事日用之外。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某种独特的历史感，即某一个理想时代的纪事、具体行为和制度秩序本身就是超越性的“现实展开”——作为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指定和把控者的官，也是负责教化的师。

孔子删定六经的现实前提就是圣王时期确立的秩序的崩坏，孔子与周公不同，只能以素位之师的身份联结政治秩序的重建与个体的修养、社会的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就与教、政联系在一起，政教之间的关联在于经的学习与践行。经是一个枢纽：一方面每一部经都指涉着某一种天地之常道，人性之本然，通过经典中的历史记事和情境呈现超越性的道；另一方面，经又是可以在政治运行和个人修养中即事成序的。

经的价值并不是解释或论证政治权力的结构和个体伦理的体系，而是引导所有人在生活中朝向理想的秩序和完满的人格。经与教之间的连接方式就是作为实践和修养的“艺”。经不仅是理与道的展现，更是个体修养朝向天地之道的实践方法。

作为天地之道、政治理念与理想人格的载体，经的内涵就可以落实在具体的经典研习和解读之中。当然，经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天地之道、本然人性的抽象概括或论断，也不是尧舜之治的道理和行动纲领，而是礼兴乐和时代的历史记事，以及被圣人选取出来的背理违道的逆行。即事言理，就必然需要解事显理。因此，天地之道是被“遮蔽”或“隐藏”在具体的人事之中的，揭开经中文字记载背后的理就成为所有智识阶层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功能让智识阶层始终保持探究和解释经典意涵的热情，也推动了政治权威以经学来理政掌国并模仿圣王时期的理想秩序。经学是一个群体围绕着一组文本展开的、为价值和秩序奠基的诠释性活动，这种智识活动强化了“经”的独特属性——它所体现的圣王秩序和理想范型的确定性与神秘感。

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由于宇宙之道就是以具体事件的方式自显于历史之中的，历史本身就具备了形上学的价值。因此，经的解释联结了形上秩序、社会生活与修身经验等看似不相连属的层次。通经既是一种完善的理解，更是一种可运用的技能。

持续不断的解经活动本身成就了经在诠释学意义上的经典性。这种经典性的特质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的超越性建立在某一历史阶段的超越性和某种历史经验的完善性之上，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天道；其二则是建立在人的生命经验以天道和人性为基础的共通性之上，人可以通过体会经中所见的历史经验和人的精神，贴近超越性的天道和人性的完满。从历史到具体的人、从天道的隐现到现实的政治、从人性的理解到个体的修养，经学的内涵横贯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历史、思想史，或者哲学都不能以学科规范的方式限制经学的丰富内容。经学以历史的方式连接了现实的经验与恒久的天道，同时始终将行动性与具体经验纳入历史联结之中，以具体的事、具体的人来揭示恒久和整体的道。

传统中国的经学展开主要是由某种制度保障的，这种制度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所差异，但其基本的目标和功能却是一以贯之的：经的影响力最终是由制度来保障的。在保证政治权力解经的权威基础上，经成为政治制度、国家政策乃至制度教化的合法性来源。

哲思的显扬：

制造“经典”的技艺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整体叙述都离不开经学文献，甚至很多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范畴和议题都是来自经学传统的。对于中国的智识传统和思维方式，乃至秩序与价值展开哲学性的分析和讨论，不可能避开基础的经学文献，然而，中国哲学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学时代。其叙述框架的起点是诸子的时代，其基本文献也是诸子之书，而非早期经群。从历史的视角看，百家争鸣和思想家辈出的原因是固有的政治秩序与价值体系出现了体系性的危机，思想家们以高度的自觉和反思的能力重新探究和建构秩序与价值的根基，并提出各自相异的秩序理解和价值模式。

一方面，诸子著作和思想成为构成传统中国哲学图景的基本材料，另一方面从诸子之说的评述和分析中可以剖析中国传统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特点，从而在“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思想的中国特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符合哲学性特征的基本纲目和问题群构成了中国语境下哲学的基本结构，而对这些思想与文本展开的具体分析又会凸显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特点。

从具有哲学性的思想文献入手研究哲学问题及其解答的线索，进而理解思维方式的中国性，这是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诸位先贤共同的取径。从不同的切入点展开的历史性哲学回溯，或者哲学思想的建构，都尝试在哲学的规范性与精神气质的中国性之间找到平衡。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早期经群的历史意识以及独特的宇宙观可以成为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分析对象，然而落实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叙述，则会重新回到诸子学的框架。如果我们假设早期经群的具体内容就是圣王时代及其前后的史迹记录，那么在现代学科分梳的意义上就很容易被视作历史学的对象，而非天道与人性的贯通、落实与展现。

然而，早期经群坟典蕴藏的历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也不是有待考证的事实记录，而是官师结合的制度与教化，更是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的理想典范。理与事的分离才造成了解经和体悟的需要。在一个秩序重建和价值重塑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以经学的历史意识塑造理想秩序和价值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展开诠解的反思与体悟的行动乃至争论，才可能引致哲学性的抽象与论证。

诸子文献中层次丰富和主题明确的各种反思和建构成为哲学史意义上的新经典，或者说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从“旧经典”到“新经典”，标志着新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形成。在早期坟典和官师合一的时代，现实就是天道的实现和展现，与之相对，诸子时代（或称为争鸣的轴心时代）将前经学时代的秩序范型确立起来之后，通过对基础经群的解读和对圣王时代的历史想象，进行从宇宙论到人生论的思想探索。

诸子争鸣时代的思想文本，以及之后出现的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具有“诸子学”特征的思想家的著作，因为哲思的显扬被视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的“新经典”。就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献内容看，的确有部分诸子之书得到了历代注家的关切，注疏和解义层出不穷，使得这些思想文本成为跨越时代且持续向思想诠释敞开的“思想经典”。这些思想文本的经典性建基于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和哲思探究，建基于在具体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中鲜活的生命经验，而不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和完美时代的预设，也不是历史与天道的合一。

这种经典性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出现——其背后是客观历史中以思想主体为出发点的基本立场。也即哲学的历史叙述必须以“哲学家”及其思想为线索，而不是揭示某种超越性的秩序与价值，这一点表明经典性的内涵发展变化。

历史意识塑造的双重经典性

哲学的历史观是以哲学家和哲学文本在思想和诠释意义的开放性为中心的，而经学所倡导的历史观和对于前经学时代史迹的整体理解则为诸子争鸣提供了思想的范型和反思的目标。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经学与哲学在反思和解读的意义上不能结合。经群的内容以及其中的只言片语都可能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展开反思和表达的精神源泉和观念渊薮。如果没有关于前经学时代的理想范型的预设，我们很难想象传统中国的思想家们在从秩序设计到自身修养的思想跨度中始终保持着反思的热情和实践的专注。

不可否认，经学文本的内容都是具有“事件性”和“场景性”的，都是被当作史迹、典章看待的。章学诚认为，六经是政典，就是对先王展开政治权力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和实际行动的记载，而经之所以成其为经，是因为这些事中有理，理在事中。先王通过德业和事功彰显了超越性的天道，历史中的事实和典章因此具有了超越性。经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考实与演绎两种基本的进路，考实是为了明确先王的事功与政事，演绎则是在考实的基础上揭示在事中蕴含的道理。

“经”所展现的历史具有超越性，而被删定了的政典是被圣人确证过的、直接体现在历史中的超越性天道的具体内容。经学产生的历史就是从政典到师教的转变，就是“经”从事理到文教的转变。西汉时期陆贾在《道基》篇中完成了从先王之治到圣人之教的历史建构，其以圣为轴心理解宇宙、政治与社会秩序，从先圣到后圣的转变就是从政典到经教的转变，因为六艺与五经是后圣奠定的。以圣人为中介，天道与人事相互映照和显现。以天道为基础的百官和王道则展现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形态。王道与政典通过在学校中的历史与政事教育不断传承，而这种传承的断裂直接造成了秩序的破坏，带来了删定五经，并且以六艺为基础展开人文之教的必要性。五经与六艺取代了圣人之治，成为在经学时代贯通天道与人性、展现本然和理想秩序的根本途径。五经六艺之教是通过日常的教养和个体的修养接近或回归在前经学时期的理想秩序的
尝试。

对于经学而言，不断的研习和体悟经的内容是一种行动性的思想试探，其尝试体会和贴近先王之治体现的天道，以及在日用人伦之间领会先王的体道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强调的经典性一方面建立在独特的、具有超越性的历史观和历史理解之上，另一方面又指向具有高度行动性和体悟性的个体反思与行为实践上。这样的特征恰是冯友兰先生所强调的品德的培养与生命的体验。

与之相对，哲学史意义上具有独特经典性的思想文本则是这种反思性实践的产物，其出发点是一种被剥离了超越性的历史观，在其中可见的是个体的生命经验与反思体悟。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国哲学史关心的那些哲学家的反思都是朝向一个被经学确立起来的超越性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理想秩序。无论从宇宙、社会还是自身的意义上，哲学性的反思总以贴近或体悟被经学确立的超越性为目标。质而言之，这些经验和体悟是由那个被设定了的超越性的秩序奠基和保障的。以思想家和思想文本、思想流派为基本线索的哲学史叙述如果没有经学的历史意识奠基，就很难找到思想实践的出发点和共同目标。正是这两种紧密联系的历史意识造就了经学和哲学视角下两种不同的文本的经典性意涵，而这两者的联结又保证了经学与哲学可以在一贯的思想图景中承担不同层次的角色——经学为奠基，而哲学为延展；经学为目标，而哲学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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